张国焘有个显著的性格特点，那就是别人一软，他就立刻展现出强硬的一面。他坚信“实力为王”的理念，谁强他就服谁，如果别人无法压制他配资公司介绍，那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反压过去。建党初期，他在南昌起义等事件中，表现得尤为鲜明。这时，他对苏联共产国际的决策颇有异议，甚至公开表达了不满。在当时，这种行为极为少见，因为共产国际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质疑。一些人甚至称张国焘为“敢于挑战共产国际的第一人”。
当南昌起义爆发时，张国焘曾假传命令，试图阻止这场起义，然而他的计划并未得逞。此后，他前往苏联，却在与王明的对抗中再次遭遇压制。张国焘虽屡次遭遇挫折，但他的信仰并不坚定，甚至说他没有坚守过真正的信念。他对王明心怀不满，但考虑到王明拥有更强的权力以及与苏联的密切关系，最终不得不向王明妥协。这种投机取巧的行径，也可以从他早年入狱后迅速叛变的举动中窥见一斑。
虽然张国焘表面上服从王明和共产国际的安排，心底却始终充满不服气。后来，他与中央多次发生冲突。当中央反复劝他北上时，他依旧坚持南下，直到南下遭遇重大失败后，才不得不在与二、六军团会合后，才被迫向北进军。
展开剩余78%1936年6月，红二、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成功会合。张国焘看似抓住了机会，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分化、拉拢二、六军团，图谋分裂红军。但无论他采取什么办法，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。1936年7月初，在红二、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会师庆祝大会上，张国焘与贺龙、任弼时等人坐在同一主席台上。张国焘心情大好，准备利用这次机会发表演讲，向在场的红二、六军团官兵传播自己的想法，甚至试图混淆视听，动摇军心。
然而，正当张国焘准备开口时，旁边的贺龙轻轻用胳膊碰了碰他，笑着说：“国焘啊，只讲团结，莫讲分裂，不然，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！”这一句话，顿时让张国焘心头一紧。贺龙的声名在张国焘心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，他知道贺龙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。贺龙出身湖南的哥老会，曾以胆大包天著称，他有过抢劫日本军舰、斩杀敌人船长的经历，张国焘自然对他心生敬畏。此时，听到贺龙的话，张国焘心底不由得产生了恐惧感，于是他放弃了在大会上进行分裂言论的打算。
事后，贺龙笑着回忆这段往事时说：“我其实并不打算真打张国焘的黑枪，是他自己心里有鬼才害怕。”张国焘意识到，贺龙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收买或威胁的，所以他决定在红六军团下更大的功夫。他开始试图利用自己在红军中的地位和权力，采取一些手段压制贺龙，但最终效果甚微。
在这次会师后，张国焘和贺龙、任弼时见面时，立即提出要把会合视为方面军与军团的会合。这一言论显然是在试图用“方面军”的身份来压制“军团”，按照军队的组织原则，的确方面军的地位要高于军团，军团应当听从方面军的指挥。然而，张国焘忘记了，自己早已因不服从中央决议而走在了违反组织原则的道路上。即便如此，他仍试图通过组织原则来约束其他人，显然这种做法行不通。
会后，张国焘又要求贺龙和任弼时到四方面军总部汇报工作。张国焘心生一计，决定以总政委的身份下达命令，要求调整二、六军团的首长，甚至调换军团政委，试图将这些军团控制在自己手中。张国焘以为自己来硬的手段可以奏效，没想到这样的命令竟然遭到了贺龙和任弼时的坚决拒绝。
尽管如此，张国焘并不打算放弃，他依旧派人去到二、六军团，试图执行他的命令。贺龙深知张国焘的意图，但他并没有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，而是用巧妙的手段应对。他开门迎接张国焘的人，但并没有让他们担任任何重要职务。张国焘原以为贺龙会爆发怒火，然而却没料到贺龙如此冷静而巧妙的应对，最终令他感到无可奈何。
张国焘不甘心就此放手，他再次找到了贺龙和任弼时，提出应该召开党的大会，对军团与方面军的关系进行决议。任弼时立即问他：“谁来做报告？如果有争论，结论如何做？”贺龙紧接着补充道：“如果你张国焘做报告，我们可能不同意；如果弼时做报告，你大概也不赞同。那这会怎么开？”这一番话，直接将张国焘问住，让他陷入了沉默。
此时，张国焘意识到，即便在党内，自己的地位也并非绝对，自己不能轻易掌控一切。贺龙和任弼时在权力的较量中，已然占据了优势。
为了对抗张国焘，朱德早已与贺龙、任弼时等人秘密商议了一系列对策。这些措施涵盖了政治、军事以及思想方面的斗争策略。首先，朱德建议任弼时与张国焘同路，这样便能在路上与四方面军的官兵建立联系，共同对抗张国焘的分裂思想。其次，贺龙被鼓励主动向张国焘请求调兵购枪，削弱张国焘的实力。最后，在思想上及时反击张国焘的分裂言论，防止其影响军心。
随着二、六军团的到来，朱德感到更为放心配资公司介绍，因为贺龙、任弼时的存在，显然能够有效地遏制张国焘的嚣张气焰。最终，在与张国焘的博弈中，贺龙、任弼时与朱德的合力，使得张国焘的分裂图谋彻底破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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