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拥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长河萧山股票配资，期间涌现了许多名垂青史的文人墨客。这些人物有的以诗词歌赋闻名遐迩，有的则以文章笔法独步天下……无论如何评价和讨论，他们当中的一些名字，始终是绕不开的经典象征。比如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辛弃疾等人，他们的文学成就已经超越了个人层面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，而非仅仅是某个时代的一个名字。
然而，“人红是非多”这句古训，不仅适用于现代名人，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上的文人。当一些古代诗人被现代人广泛推崇时，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也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。即便是被誉为“诗仙”的李白，也未能幸免于这种争议。
李白，作为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（在这里笔者宁愿不用“之一”这样的模糊词汇），他的诗作潇洒俊逸，长期以来备受历朝文人推崇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，课本中收录了许多他的作品，如《蜀道难》、《将进酒》等诗篇早已家喻户晓，成为人们朗朗上口的经典。
当代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李白作出高度评价：“酒入豪肠，七分酿成了月光，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，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。”这句诗生动地描绘了李白诗风的豪放与洒脱，也成为现代人对他的普遍印象。
展开剩余74%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对李白如此推崇。著名作家王朔在接受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李白是一个求官不成的人……是个名利之徒……”这番话在当今文化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。
诚然，说李白是一个“求官不成”的人，并无太大争议，这的确是李白一生的真实写照。李白少年成名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未能参加科举考试，因此只能通过多种方式去“求官”。这是一条现实的道路，难以反驳。
为此，李白也曾“献媚逢迎”，在初次见到韩朝宗时，写下了自荐性质的《与韩荆州书》，文中写道：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要知道，在大众印象中，李白通常被描绘成“安能摧眉折臂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不羁形象。因此，当人们读到李白这种“谄媚奉承”的文字时，难免觉得心中那层“光环”破碎，似乎他真成了王朔所说的“名利之徒”。
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
其实，我们要明白古代读书人的根本目标是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换言之，读书的终极目的就是做官。古代读书并不像今天这样普及，读书过程中，士子们会被灌输诸如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这样高远的理想，以及“习得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”的现实方向。
而要实现这些理想，走上仕途是必经之路。在那个时代背景下，李白作为怀揣壮志的读书人，选择走仕途完全合乎情理。
可能有人会质疑：既然李白想做官，为什么不参加科举，反而要“求官”呢？
实际上，这不能完全怪李白。由于各种原因，他未能参加科举考试，但内心依旧渴望实现抱负，于是便选择了当时盛行的另一条途径——干谒。
“干谒诗文”在唐代非常流行，是读书人通过写诗文向达官显贵推销自己，争取官职的一种常见手段。孟浩然曾为此写下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：“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”另一位唐代诗人朱庆馀在科举前也曾拜谒过张籍，写有《近试上张水部》：“洞房昨夜停红烛，待晓堂前拜舅姑。妆罢低眉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？”
由此可见，通过干谒诗文“推销”自己，达到求官目的，在唐代并非罕见，且并不丢人。这只是当时读书人为实现抱负，进入仕途的一种正常途径罢了。
李白选择干谒“求官”，并不应该被看作是值得贬损的事情。
而且，从李白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豪情壮志，他的仕途理想并非单纯为了名利。否则，当他被玄宗召见，任翰林时，如果真是为名利所动，早该满足于此。可他因难施展抱负而心生郁闷，常借酒浇愁，直到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仙”，最终被赐金放还。
所以，将李白称为“名利之徒”，显然不公平。
更重要的是，古代读书人追求“名”是很普遍的事，他们所追求的，是无愧于心的名誉，是被历史认可的真名，而非虚浮的名利。
因此，轻易给李白贴上“名利之徒”的标签，实在不妥。毕竟，现代社会中“名利之徒”是一个贬义词，带有强烈负面色彩。
至于王朔对李白的这段评价萧山股票配资，我曾和一些小学生讨论过，结果他们的反应十分一致：我们不同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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